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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轉載 中國的大國“命運”

2017年4月19日 01:06
今天推薦鄭永年先生的壹篇文章,原題爲《中國爲什麽要躲避大國“命運”?》 我比較認同,鄭永年先生說的,外部掘起也要思想解放。只有思想解放才會把自己從眼前的利益格局中解放出來,才會在更高的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新利益。 被動的、不辨敵友的、不會衡量利弊得失的、沒有戰略眼光的、受民族主義牽制的外交必然損害國家利益,處處被動。 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說,這是壹個需要理論而且壹定能夠産生理論的時代,這是壹個需要思想而且壹定能夠産生思想的時代。“壹切有理想、有抱負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都應該立時代之潮頭、通古今之變化、發思想之先聲,積極爲黨和人民述學立論、建言獻策,擔負起曆史賦予的光榮使命。” 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需要理論創新,呼喚理論創新。 以下是鄭永年文章: 毫不誇張地說,今天的世界處于壹個“不確定性”(或者通俗地說是“亂世”)狀態。地緣政治面臨急劇的變動。英國脫歐、南中國海、朝鮮半島、中東和敘利亞、印度和巴基斯坦、中國與美國、美國與俄羅斯、中國與俄羅斯等所有重要的方面都在發生變化。所有的變化是地緣政治變化的産物,也反過來重塑新的地緣政治格局。世界經濟也是如此。 西方引導的全球化開始出現逆轉,盡管這並不在任何意義上意味著全球化的終結,但也表明西方和美國在領導全球化方面,已顯得力不從心,世界經濟的發展需要新的領頭羊。對掘起中的中國來說,所有這些變化應當被視爲正面和積極;如果中國能夠抓住機遇,便是掘起的好機會,在“不確定性”中掘起,重塑區域甚至是國際秩序。 意大利古典政治哲學家馬基雅維利(Machiavelli)在論述政治人物的政治作爲時,專門討論了“運氣”或“命運”的作用。其實,在國際舞台上,壹個國家的作爲也是如此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,“不確定性”可以解讀爲中國掘起的“運氣”或“命運”。因此,人們首先不應當悲觀地把“不確定性”視爲負面。 所謂的“不確定性”只是壹個客觀的局面,是時勢變化所致。任何國家都要根據時勢的變化,來調整自己的國際角色。不管怎麽說,中國掘起也是當今世界“不確定性”的壹個重要根源。 中國是否可以抓住自己掘起的“運氣”和“命運”呢?這些年來,中國的確在努力這樣做。在南中國海問題上,因爲涉及中國所明確規定的“核心利益”問題,中國冒了很大的風險,有所進步。今天南中國海局勢基本穩定,而且中國掌握了主動權。在國際經濟上,中國也在努力繼續推動自由貿易,通過“壹帶壹路”等方式方法扮演世界經濟發展的領頭羊角色。 但是,人們不難觀察到,中國也在竭盡全力、非常算計和理性地“規避”風險。然而,規避短期風險反而招致長期的更大風險。這尤其表現在處理朝鮮半島問題上。中國努力不少,但直到今天,韓朝沒有壹方會考慮中國的利益,各自完全根據自己的需要,來做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的事情。 盡管外界認爲中國對朝鮮半島有影響力,但實際上沒有壹個受中國影響;不僅如此,中國反而變成了韓朝的“人質”。面對這些較小國家,中國除了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式的抗議,似乎什麽辦法也沒有。對朝鮮半島缺少影響,並不是說中國缺少能力,而是中國選擇不去使用可以産生影響的能力。 在國際經濟方面也有類似的情形。中國壹方面加入國際經濟秩序,也有能力去引導國際經濟發展,但同時對現存國際經濟體制(明確地說是自由主義的國際經濟體系)抱著深刻的懷疑態度,總覺得這個體系是壹個“陰謀”或“陷阱”。很多人因此認爲,中國在國際體系裏面是個“半心半意”的角色。 中國的作爲和俄羅斯的作爲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比。前蘇聯解體之後,俄羅斯壹蹶不振,直到總統普京執政之後,俄羅斯才穩定了政局。不管從哪個角度看,俄羅斯都已失去往日的輝煌。盡管俄羅斯到今天爲止仍是軍事強國,但主要還是前蘇聯的功勞。經濟力量遠不如以前,經濟結構單壹,看不到明確的前途。政治上主要是圍繞著普京壹人的政治,盡管目前強勢,但未來仍然很不確定。 不過,俄羅斯不愧爲壹個戰鬥的民族,明明沒有能力做大國了,但不僅在苦苦支撐著其所認爲的大國地位,而且時刻尋找機會複興俄羅斯的輝煌。如果得到機會,俄羅斯壹個也不會放棄。在這壹點上,俄羅斯人還是很驕傲的,認爲當今世上能夠和美國爭取平等地位的仍然只有俄羅斯。中國則不壹樣,明明出現了很多能夠促成其掘起的機會,但在壹個接壹個地放棄機會,不管是故意的還是無意的。 這個現象使得人們擔心,今天中國的掘起是否會陷入“明朝陷阱”,即在沒有真正掘起之前開始衰落。這裏指的是明朝失去了中國成爲海洋國家的機遇。明朝是世界海洋時代的開始,當時,中國政府和民間海洋力量皆爲世界第壹。如果鄭和“下西洋”代表政府力量,東南沿海壹帶“猖獗”的“倭寇”海洋活動,則反映了民間力量。 不過,正如人們日後所看到的,僅僅因爲朝廷的意識形態和壹些既得利益的阻礙,中國在此後數百年時間裏把自己“封鎖”起來,變成了壹個地地道道的陸地國家,最終成爲西方海洋國家的“階下囚”。 今天的中國會否再次像明朝那樣,主動放棄真正掘起的機遇呢?提出這個問題是有意義的,因爲中國面臨著諸多促成自己放棄機遇的因素。至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討論。 第壹,中國已經沒有大國的記憶。中國從秦朝統壹國家,到漢唐不僅在地域上大擴張,而且建立起當時最強大的政治體制,所建立的國家制度被西方稱爲“開放的帝國”。之後的王朝(主要是蒙古人和滿族人所建立的王朝)盡管在疆域方面有擴張,但在制度建設方面沒有什麽創新。 明清之後,中國王朝變得越來越封閉,最終被近代西方所産生和發展起來的主權國家打敗。近代以來,中國人受苦受難,到今天爲止,中國人有太多的弱國記憶、苦難記憶和受害者記憶。從這個角度來看,不難理解今天的中國人祈禱國際和平與國際公正。不過,壹些人(尤其是精英階層)的“受害者”心態過于強烈,缺少自信,不僅認識不到機遇,有了機遇也抓不住。沒有人會懷疑中國人對和平與正義的訴求,但國際和平與國際正義等諸多價值絕對不會從天上掉下來,而是要鬥爭出來的。 第二,今天的中國有太多的意識形態束縛。對敘利亞、朝鮮、美國、俄國等的看法都深受意識形態影響。“意識形態化”表明人們已經不能實事求是地去看壹個問題或事物,而只能從壹個特定的意識形態角度去看它們,結果看到的不是事實的真相,而只是基于“偏見”之上的幻影。 這裏僅以美國爲例。在很多中國人的眼中,美國已經成爲壹種“意識形態”,即“敵人”。很多人不滿于美國把中國視爲“敵人”,但忘記了自己也把美國視爲“敵人”。壹旦把美國視爲“敵人”,自然就不能對美國作科學理性的分析。 結果,美國做什麽,中國就要反對什麽;美國不做什麽,中國就要做什麽。這使得中國在國際社會上失去太多的東西,包括道德。壹些事情,美國從道義出發,占據了道德制高點,結果中國反對,自然得不到很多國家的支持。實際上,作爲大國,美國和中國擁有很多壹樣或類似的道德價值觀和國際責任。 兩國國家利益不同,分歧不可避免,但這些分歧不能簡單地用意識形態來看待。對美國的態度,中國本該支持的就支持,該反對的就反對,但因爲美國被視爲壹種意識形態,結果既看不到壹個真實的美國,也看不到自己在處理和美國關系中的真實利益,處處陷于被動。 第三,錯誤理解毛澤東。毛澤東時代中國是弱國,針對美國和西方列強的圍堵和遏止,中國發展出強大的民族主義。(實際上,這種民族主義至少自孫中山先生開始就已經在塑造)。不過,毛澤東更是壹個現實主義者。毛澤東發展出“三個世界”理論,爲很多國家所接受。這主要是因爲“三個世界”的理論不是建立在意識形態上,而是建立在實事求是的原則上。例如毛澤東把美國和蘇聯這兩個擁有對立意識形態的國家列爲“第壹世界”,而把很多西方國家列爲“第二世界”。 這種實事求是的分類,使得毛澤東正確和精確地看到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,從而爲中國外交找到巨大的空間。在和美國打交道上,毛澤東的現實主義表現得更是充分。在意識形態上,毛澤東痛恨“右派”,但在和美國打交道時,他明確表示喜歡美國的“右派”,因爲“右派”比較接近實際,講利益。 他不喜歡和美國“左派”打交道,因爲“左派”講意識形態,講價值觀。在代表美國的“右派”(即共和黨)總統尼克松執政期間,中國和美國順利恢複邦交,這和毛澤東的實事求是精神分不開。客觀上說,毛澤東是有意識形態的,但這種意識形態並沒有妨礙他的實事求是精神。 第四,錯誤理解鄧小平。和毛澤東壹樣,鄧小平也是現實主義者。在外交上,他提倡“韬光養晦,有所作爲”。人們只關切“韬光養晦”,忘記了“有所作爲”。正是“有所作爲”,鄧小平時代的中國抓住了所有機遇,既避免國家危機,也實現高速發展。1980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、1990年代初的“南巡”和後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,背後都是鄧小平實事求是的精神。 在對美國的態度上,鄧小平永遠旗幟鮮明,尤其表現在其對美國在中國內部事務的幹預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憤怒;另壹方面,鄧小平也把美國看成中國學習的對象。在內部發展上,他更是把人們高度意識形態化的“市場經濟”,視爲壹種發展的工具,壹種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可以使用的工具。沒有鄧小平的實事求是精神,很難想象中國能在1970年代後期走出文革困境、在1980年代末走出內外部因素所造成的政治困境,以及1990年代的與世界接軌。 “韬光養晦”和“永不稱霸”應當是永恒的原則,但這並不是說中國不要作爲,不要鬥爭,更不是用各種方式來論證變相的“不作爲”。現在有壹些人把“韬光養晦”解讀成“不用作爲”,這是完全的錯誤,這僅僅是對自己不作爲的低劣辯護。 在國際關系上,經驗告訴人們,如果壹個國家抗拒自己的“命運”,最終會受到“命運”的懲罰。正如內部改革的前提是思想解放壹樣,外部掘起也要思想解放。只有思想解放才會把自己從眼前的利益格局中解放出來,才會在更高的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新利益。 大國的“命運”在招呼中國,但如果繼續受制于意識形態、受制于眼前的局部利益,將很難看到已經降臨的“命運”,也很難實現真正的掘起。 (作者鄭永年先生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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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大學
太長不看
國立臺灣科技大學
鄭永年,浙江余姚人,中國人真愛往自己臉上貼金呢 請中國肩負起大國的責任,統治全宇宙吧!!!
匿名
B1 這還算長?Dcard上的人是不是現在都太浮躁了?
匿名
B2 😒
匿名
鄭永年是司法獨立的支持者,必定是西方敵對勢力的走狗! 周强:要敢于向西方“司法独立”等错误思潮亮剑
郑永年:司法的相对独立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
匿名
鄭永年根本是一個反共的漢奸,愛國愛黨的同胞絕對不能把當自己人! 郑永年:中共具体做法与理念不符引起混乱
2016年8月19日星期五 03:30 AM来自/联合早报Sina Weibo  WhatsApp Email 2012年 习近平上台以后,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邓小平时代相比已经出现了变化,其中一些理念与具体做法出现矛盾,已经引发了“文革回归”的担忧。 国大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接受《联合早报》采访时解释,虽然中共历任领导人都强调建设社会主义,但是各人所采取的定义却是主观的。毛泽东不仅要建设全面的社会主义,还要建设共产主义,邓小平时代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,要着重经济发展,十八大后又出现了变化,更强调反腐与社会正义。 郑永年提问:“习近平的理念,比如依法治国都是蛮好的。但是现在具体做法,让人很担心,文革作风正在回归,感到混乱。” 他指出,社会主义作为中共的官方意识,它在今天怎么样被重新定义非常重要。如果因循邓小平的方式,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出发就比较让人放心;如果像毛泽东后期脱离了社会主义的目标,提出继续革命,就走上岔路。因此,东亚所这次汇集学者,从各方面分析中国社会主义正去向何方。 郑永年认为,习近平在十八大以后的一些具体做法,并不符合习近平本人所提出的理念。他不同意中国现在在经历文革的说法,但是如今一些文革式的作风确实已经出现。“ 1980年代大家都在批老人政治,为什么这两天大家都在怀念起江泽民来了?我想马上就会怀念胡锦涛了,怀念胡锦涛‘不折腾’。” 我桌上有很多本关于习近平讲话的书。我想他比大多数学者还要多产,毛泽东一生著作只汇集成五卷选集,习近平至今却已出版了许多书,每年都出版很多书,这表示他有很多想法。有的中国地方官员就反映,他们没有时间看完习近平所有的书。毛泽东有毛泽东思想,邓小平是邓小平理论,江泽民提出“三个代表”,胡锦涛是科学发展观,现在官方将习近平的理念归纳为一整个系列的讲话,其中难免会有一些混乱,我们需要很努力去理解。 ——郑永年在论坛指出,习近平太“多产”,中国地方官员看不完他的书。
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
原本就是廢文,文章又太長,讓人連抓漏洞都懶了
匿名
專心職訓好嗎 有沒有競爭力啊 中國大躍進就看你了欸
國立臺灣大學
B3 首先,闷声发大财懂不懂;而且,键盘政委,别说你一个,一千万个你我这样的人的看法也左右不了任何东西,没人在意你我的看法🙄所以,骚年,好好学习,努力赚钱吧,别来这里找存在感了~
國立臺灣海洋大學
老嫗之裹腳布
匿名
看了一下中國的憲法 我想更正一下 就中華民國代表中國 兩岸人民關係法第二條指出 大陸地區是台灣地區以外的中華民國領土,嗯,所以作者講述的應該是中華民國。 所以中國一定強=台灣一定強 水喔 B0 你家也是淪陷區